在《武训传》批判的运动中，对影片最具杀伤力，也最富理性说服力的莫过于《武训历史调查记》。抛开方法，仅从文本上看，《调查记》科学严谨，尊重历史。它开列了一百六十余位被访人
这个调查的最大特点是有罪推定――“先定结论后找证据”。因此，调查组“光喜欢听说武训的坏话和否定的话，不喜欢听说他的好话。”“当时参加座谈的人们有几种不同的态度；有人认为武训就是个穷要饭的，‘武二豆沫、大叫化子’；有人称他为‘武圣人’，说他要饭攒钱是为穷人办义学，他把乞讨来的钱存放到买卖铺户生息长利，用来办义学。总的看，被调查人在预先不知道调查团的目的情况下，对武训的作为都大加赞扬，说他是好人，是圣人。”（李绪基、孙永都记录整理：《赵国璧同志谈当年调查武训其人其事的一些情况》，原载《聊城师范学院学报》１９８５年第四期，引自《武训研究资料大全》第８２２页）开会之初，堂邑县长说不能否定武圣人，县委书记只得拉他的衣襟示意。一位七十多岁的清朝藤甲兵赞扬武训，村干部告诉他不要再讲武训的好话后，调查组再去访问他时，他就以耳聋，听不懂话为由，什么也不讲了。（李绪基、孙永都：《应该恢复武训的真正形象》，《武训研究资料大全》第８０９页）
用这种调查方法，给武训戴上什么帽子都不算难事。据调查团成员之一，当年聊城地委宣传部长司洛路回忆，大地主、大债主和大流氓是调查组回京后给武训定的结论。可是，根据所得材料，武训够不上“大地主”的资格，于是派他回去想办法。司洛路到了武训的家乡武庄，找到武训的二哥武谦的曾孙武金兴，从他手里拿到两本上面写着“义学正”的地亩账。“调查团一看这两本地亩账，就说定地主是够了，所以给武训戴上了‘大地主’的帽子。”（李绪基、孙永都记录整理：《司洛路同志谈武训历史调查记的写作情况》原载《聊城师范学院学报》１９８５年第四期，引自《武训研究资料大全》第８２８页）那么这两本地亩账是否能证明武训是个大地主呢？当年参加调查的中共临清镇宣传部长赵国璧，在三十多年后说了实话：“武训一生的确买了几百亩地，在临清大概就有二三百亩，这些地就在临清西南的杨坟一带，那里有武训办的一处义学，他所有的地，都归义学所有。他本人不因为买了一些地就过剥削生活。”（李绪基、孙永都：《应该恢复武训的真正形象》，《武训研究资料大全》８０９页）对此，《调查记》有自己独特的解释：“他（武训――作者注）吃得苦，穿得破，‘坚苦卓绝’（蒋介石：武训先生传赞――原注），一方面是为了可以扩大他的剥削资本，一方面也是为了必须保持这‘苦行’的外形，‘以乞丐终’，才能继续欺骗，进行剥削。他的这种守财奴式的作风是中国封建社会中一部分地主高利贷者的特性之一。”这种解释回避了一个关键问题：武训进行欺骗、剥削所得财产是否用在了自己身上？三十五年后，聊城师范的两位教师在重新调查后，以不胜感慨的口吻回答了这个问题：“武训自己一天地主生活也没过，世界上哪有不过地主生活的地主啊！”（李绪基、孙永都：《应该恢复武训的真正形象》，《武训研究资料大全》８０９页）
把武训定为“大债主”是因为他的“主要剥削方式是高利贷”（调查记），《调查记》详细论列了武训放债生息的方法、利息和讨债的手段，以及他坑害劳动人民的具体事例：因为怕穷人还不起债，武训就采取“穷人使，富人保”的办法，也就是把钱贷给富人，让富人转贷穷人，他跟富人要账。其贷款的附带原则是，贷款人必须是“够三辈”的人家――债务人死了，武训还可以找他的后辈算账。武训贷款的利息比清政府规定的还高――月利三分，“如果向地主豪绅或银号存钱，由他们转放高利贷，利率就只能比最高标准低一些，以便地主他们为他经手放债，也得到一部分好处。”武训讨债的手段一般人学不了，调查组在当地的劳动人民中听到了这么一个故事：一个姓张的衙役借了武训二十吊钱赖着不还，武训就睡在衙门口，早晨起来抓起自己的屎就吃，行人围观，惊动了州官，只得命令那个姓张的衙役赶快把本利一并还给武训。当地劳动人民还揭发，武训还用高利贷夺走了两个看闸人栖身的小屋，夺走了一个卖书人的箱子。据此，《调查记》写道：“凡属劳动人民，都说，当时他们都看不起武训，所以叫他‘豆沫’、‘憨七’，又因为他贪钱如命，所以说他是‘财迷’。”令人费解的是，在调查组依靠的“劳动人民”中，竟没有一个人能够说明这个“财迷”把迷来的钱用在了什么地方。
三十五年后，人们找到了答案：“当地群众说，这些钱是用在办义学上，所以借他钱的人也给他一点利息，但是并不高，而且多是借给一些商人，所以群众并没有把武训当大债主看待。”参加过调查团的赵国璧甚至认为，上当受骗的不是借贷人而是放贷者：“武训本人不识字，他乞讨来的钱，托人给存放到一些店铺里生点息，利息有高有低，他自己不会记账，就拾些破绳头、布条搓成绳，借他钱多的他就打个大结，借他钱少的，他就打个小结。因为这，他少不了挨勒受骗。”（李绪基、孙永都：《应该恢复武训的真正形象》，《武训研究资料大全》８０９页）
把武训定为“大流氓”有两个“证据”，其一，武训拜过许多年轻妇女做干娘，其中一个青年守寡的干娘生了孩子，人们赶着叫“小豆沫”。另外，他还“吃”过族弟媳的“妈妈”（即乳房――作者注）。其二，几个帮助武训兴办兴学的人都是流氓（调查记没提供任何证据），“因此我们断定，武训生前，在鲁西一带，有一个相当大的流氓帮口，而武训等人就是这个帮口的核心人物。”前一个“证据”被参加调查的两个人轻易地推翻了：“当时调查这个事时，很多人都嘻嘻哈哈地当笑话说的，确实不确实呢？并没有调查到结实的材料。”（李绪基、孙永都记录整理：《赵国璧同志谈当年调查武训其人其事的一些情况》原载《聊城师范学院学报》１９８５年第四期，引自《武训研究资料大全》第８２２页）“这些传说根本没有进行核实，纯是些流言蜚语，却拿来作了定案的根据，实在是冤枉。”（李绪基、孙永都：《应该恢复武训的真正形象》，《武训研究资料大全》８０９页）后一个“证据”，要么是猜测，要么是株连――说武训的帮手是流氓，没有任何证据，由此推论出武训也是流氓，更是荒谬绝伦。没有证据，只好靠“我们断定”。
除了这三个罪名，武训的另一大罪恶是反对农民革命。《调查记》公布了一个重大的发现――就在武训打出“行乞兴学”招牌的第二年，他的家乡就爆发了农民起义。起义的首领就是四年后被搬上银幕的宋景诗。这一发现使武训的批判者占领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制高点，因此，与武训兴学扯不上关系的宋景诗以“农民革命领袖”的身份列在了《调查记》的开篇。
然而，在史实面前，这位被描绘成“站在历史的最前面”的“当地农民群众最有名的领袖”，“历史上的英雄人物”却露出了另一副面孔。史实昭示人们，宋景诗确实领导了农民革命，确实与官兵和民团作过战，确实被清廷所捕杀。但是同时，他也确实投降过清廷，确实救过清朝大员胜保的命，确实英勇地剿杀过自己的战友。“宋景诗投降后，便与过去的战友以及渡过黄河的捻军、长枪会军作战，累立战功，不到半年的时间，就被提升为参将，并赏戴花翎。同治元年（１８６２）宋景诗又随胜保到安徽、河南、陕西与捻军和回民起义军作战。宋景诗在陕西前线还得到了清廷赏赐的‘巴图鲁’（勇士）名号。”（黄清源：《武训与宋景诗》原载《齐鲁学刊》１９８６年第３期，转引自《武训研究资料大全》第８８４页）
宋景诗反叛过清廷，但不是为了重归革命，而是因为招抚他的胜保被政敌扳倒，革职拿问。失去靠山，宋景诗担心清廷会收拾他，于是，率部逃回山东，但立即又投到官军麾下，参加了对张锡珠义军的围剿。他的反复无常，使清廷明白，此人既不可用又不可留。在宋景诗打败张锡珠义军，活捉张的儿子张金堂后，清廷决定朝他下手。而宋景诗却一边与官军作战，一边向敌人频送秋波。但“狡兔”已死，他已经没有了利用价值。
要把武训比下去，就要把宋景诗抬起来。抬起来就要维护宋的高大全形象，要维护这一形象，就必须对他的投降官军这一关键问题做出解释。《调查记》的解释是，宋景诗这样做“决不是真的”而是“策略性的暂时的妥协”。为了做出这一结论，《调查记》采取了两个办法。
办法之一是无视史实。在《宋景诗档案史料》中保存了许多督抚的奏折，这些奏折详细地记载了宋景诗围剿各类起义军的战斗情况。黄清源先生举了一个例子：“咸丰十一年（１８６１）十一月九日，胜保被直东起义军包围，西安骑兵来救，立即又被义军击溃。在此危急时刻，宋景诗及其弟宋景礼率‘靖东营’骑兵飞至，‘跃马大呼陷阵’，‘狠命冲杀’，演出了沙场救主的一幕。胜保得救后，‘立摘西安骑将珊瑚顶赏景诗’。（咸丰十一年十一月二日《兵部侍郎胜保折》?”（黄清源：《武训与宋景诗》，《齐鲁学刊》１９８６年第３期，转引自《武训研究资料大全》第８８６页）同治元年（１８６２）正月，胜保派宋景诗部作为前队去安徽剿捻，二十二日，胜保军与捻军遭遇，副都统乌勒兴阿被捻军挑下马来，宋景诗及时赶到，冲到阵前，救起乌勒兴阿。（见《督办安徽军务胜保片》）《调查记》对这类记载一律视而不见。
办法之二是歪曲史实。《调查记》说：“同年（即同治元年）十一年月，‘降匪宋景诗’却‘复叛’了，并扩大了活动，回扰冠、馆、堂邑等县，进据州城东营街一带，这一仗，宋景诗从焦庄一直打到临清，大败清兵。”事实上，这个时候，宋还在陕西，“他于十二月二十五日才回到临清，但绝非‘进据州城’，而是向知州彭垣表示‘情愿听候调遣’（同治元年十二月三十日《山东巡抚谭廷襄折》?。之后，他并未‘大败清兵’，相反地是帮助清兵镇压张锡珠起义军。（《山东军兴纪略》）”（黄清源：《武训与宋景诗》，《齐鲁学刊》１９８６年第３期，转引自《武训研究资料大全》第８８７页）为了彰显宋景诗的革命形象，《调查记》不惜张冠李戴――同治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清廷下旨：副都统遮克敦布“畏贼如虎”剿匪不力，被革职，发往新疆。在遮克敦布“畏贼如虎”的时候，宋景诗还在陕西。这里的“贼”分明指的是张锡珠的义军。（黄清源：《武训与宋景诗》，《齐鲁学刊》１９８６年第３期，转引自《武训研究资料大全》第８８６页，据黄清源说，这件事在谭廷襄的奏折和《山东军兴纪略》中均有记载。）可是，《调查记》却告诉人们，遮克敦布所畏之“贼”是宋景诗。这类的例子多多，不一一举列。
有一个小小的插曲值得一提：１９５１年９月，在《武训传》批判如火如荼之际，陈白尘与贾霁合作，写成了剧本《宋景诗与武训》，这无疑是对《武训传》的另一种方式的“讨论”。在上海待罪的孙瑜听到消息，抱着“略赎前愆”的心情向领导请缨，希望允许他执导这部歌颂农民革命领袖的影片。然而，到了北京，“读了宋景诗的资料，我的头感到胀大而又昏眩起来。清朝‘官书’是全部捏造或是部分真实呢？关于宋的‘乞降’和受‘招抚’，江青的《武训历史调查记》里曾提到过它，但坚称宋景诗是‘假投降’。问题是这一‘假投降’至今仍然是一个大问号。”这个大问号终于把孙瑜压垮了――“一年度过，我得了高血压，身体日见不支……从此，我脱离了《宋景诗》的工作。郑君里在１９５４年底独立完成了《宋》片的导演。”（孙瑜：《影片〈武训传〉前前后后》，《中国电影时报》１９８６年１１月２９日）
孙瑜感到疑惑的，难道戏剧家陈白尘没有感觉？难道名导演郑君里没有觉察？而参加调查的人们，尤其是调查记的执笔者――诗人袁水拍、影评家钟惦?为什么要那样处理史料？是什么东西改变了他们求真的愿望？又是什么东西使他们战胜了良知的呼唤，克服了内心的疑惑呢？为什么在整整三十多年的时间里，整个中国都拜倒在这个《调查记》的面前呢？
《调查记》评论说：“同时同地存在着两个截然不同的人物：一个向地主阶级、封建统治者投降，一个对地主阶级、封建统治者进行革命；一个被当时和以后的反动统治阶级所一贯地加以培养、粉饰和歌颂，一个被当时的反动统治阶级所诬蔑、镇压和剿杀；一个被当时以至现在的劳动人民所轻视和鄙恶，一个被当时以至现在的劳动人民所拥护和敬爱。前一个就是武训，后一个就是宋景诗。”可惜的是，它可以欺骗某些人于永久，可以欺骗所有的人于一时，但是，它不可能永久地欺骗所有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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